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文化外交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三大外交支柱”之一，在增进中外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我国重要战略机遇发展期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和文化环境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便于读者理解“文化外交”，笔者在此就其相关概念和关系进行一些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裨益。

　　文化外交的形成

　　文化外交可谓源远流长。据美国前新闻署高级官员理查德·T·安特博士研究，至少3000年前，文化外交就已成为国王们的首要外交手段。现有的文字资料显示，铜器时代的文化外交已成为人类要求进步的一种规范。中国唐朝玄奘西行取经，元朝马可·波罗访华以及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等都属于宽泛意义上文化外交的范畴。在西方，古罗马和波斯都曾将文化视为其战争的一部分。特别是罗马文明在学识、秩序、繁荣和娱乐等文化方面的优势，都曾在其征服意大利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外交”作为外交概念，最早是在美国学者拉尔夫·特纳于1942年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有关对外文化关系的“特纳备忘录”中明确提出的。该理念经由美国外交史专家弗兰克·宁柯维奇进行系统阐述后得以发展。

　　文化作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背景和动力，对外交政策的模式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政治文化、国民性等因素，通常左右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倾向性。政治文化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人民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及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关的国家的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包含着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取向，构筑出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发展的自我认识和文化构想，为本国民众观察和认知世界、了解本国在世界舞台的位置与角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视角。外交政策的选择是否与本民族的文化模式相契合，至关重要。

　　随着跨国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日益广泛地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民众生活等各个领域，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文化的特殊外交功能，开始通过制定文化关系政策，对自发的跨国文化交流进行管辖、引导和调控，规定或规范其内容、形式、手段、目的及运作机制和发展方向，并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由此，外交领域的文化活动日益频繁，文化领域的外交行为逐渐形成，文化不断从幕后走向外交舞台的前沿，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单独以文化为内容的新型外交形式——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作为国家外交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便已提到，各国使领馆的职责之一就是“促进派遣国与接受国间之友好关系，及发展两国间之经济、文化与科技关系”。由此，文化外交得到了国际法的确认。文化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与传统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相辅相成，在国家整体外交实践中共同担负起实现国家利益的重任。

　　因此，文化外交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性：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根本出发点的外交行为;是以政府为主导、面向对象国政府和民众的官方行为，其行为主体是一国政府，政府是文化外交活动背后的主推手;是以文化为表现形式，通过和平的、非武力手段加以实现的公关活动。

　　许多欧洲国家习惯把文化外交称为“第三外交”，把对外文化关系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第三根支柱”(在政治、经济之后)。美国官方和学界则将文化事务(继政治、经济、军事之后)当作“第四外交”。美国前首席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库姆说：“教育与文化事务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第四个方面，也是最人道的方面。”尤其相对政治、军事外交而言，文化外交更显示出其柔和、灵活的一面，具有“润物细无声”的鲜明特点。200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访问法国时曾说：“文化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心灵的交流。”这句话概括了文化外交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种柔软性，使得文化外交更易于被目标国所接受。

　　文化外交的途径与功能

　　一般说来，文化外交的途径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国家政府间的行为，例如政府间签订各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协议或计划、洽谈文化业务，组建或加入国际文化组织以及有关机构执行实施文化合作协定等。这是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外交途径。还有一种是一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对象国民众(包括各类民间团体组织等)所展开的一项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其关键是通过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间接左右他国行为来实现其外交战略意图。文学艺术、语言教学、图书出版、新闻传媒、体育交往、人员交流、文化遗产保护、信息服务、文化产品贸易、文化援助等，都构成对外文化关系的主要内容。而互联网、广播影视、书籍、报刊，甚至手机等媒介，则是文化外交实现国际传播的主要依赖手段。

　　从功能上讲，文化外交在国家外交关系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功效：首先，文化外交对缓解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能起到重要作用。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当时，长期处于对峙隔绝状态的中美两国，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交流比赛，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为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接触疏通了道路，成为国际外交界经久传颂的“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2008年2月，美国纽约爱乐乐团一行250余人自北京抵达平壤，开始历史性的“朝鲜之旅”。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8年成立以来第一支来访的美国交响乐团。朝鲜文化省副相宋锡焕说，美国纽约爱乐乐团首次访朝“来之不易”，这是朝美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一步。当时朝美两国在国际社会仍处在紧张关系之中，此次美国的“交响乐外交”无疑对两国加深彼此的文化了解、舒缓彼此的紧张情绪起到了积极的“双赢”效果。

　　其次，文化外交有助于促进国家的贸易发展。当一国的文化成为时尚的风向标，或者被国外民众充分了解、熟知和喜爱时，其带来隐性的经济效益往往不可估量。法国是欧洲的魅力国度，其文化所散发的强大吸引力令法国入境游客数多年以来一直居高不下;前些年刮起的“韩流”文化席卷了整个日本列岛，大量日本人赴韩旅游，为韩国的旅游业注入一针强心剂。在这里，文化成为了一种“看不见的出口产品”。

　　再次，文化外交对各国人民加强相互了解，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长期以来，我们所从事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便是为了通过学习、交流、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加深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与认识，进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公共外交”这一提法，是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舍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利恩最早提出的，他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此外，美国另一位外交学者汉斯·塔奇对公共外交作出一个最典型也是最广为人接受的提法，他提出，(对美国来说)公共外交是为了更好地推行对外政策，减少同其他国家的误解和猜疑，由官方政府开展的塑造海外交流环境的努力。因此，公共外交也可以说是一种开展国家行销、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的战略策划，其实质是争取国际民心的“战略工程”。

　　现在我们说的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的交往或日常的往来为主要方式，在交往中表达本国文化、国情和本国政策的公众行为。

　　总的来说，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都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外交行为，就某项具体的工作而言可能体现两者共同的属性。

　　但不同的方面在于，文化外交是就交流的内容而言，是文化范畴的两国政府或民间的交流，体现着两国文化上的双向互动、交流互鉴;而公共外交则是就交流的手段和对象而言，是面向公众的外交行为，是以宣扬一国的价值观和外交主张为内核，借助文化交流、学术研讨、新闻传播、作品翻译、人员交流等各种面向对象国公众的交流和工作方式，通过影响对象国公众心理和情感认同来实现外交目的的行为。这两个概念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其侧重。就某项具体的工作而言，可能体现两者共同的属性，比如奥运文化活动;也可能某一方面的色彩更鲜明些，比如汶川地震发生后，俄罗斯政府普京邀请众多灾区儿童赴黑海疗养，就体现着面向公众的外交温情的一面。

　　法美日等国家的文化外交简况

　　法国可以说是西方最早重视和进行文化外交活动的国家。在历史上，法国国王路易十三(1610—1643)和路易十四(1643—1715)都极力鼓励和支持传教士在国外的传教活动。他们在位期间，法国文化在欧洲大陆、加拿大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到18世纪末，法语已成为欧洲广大地区宫廷、贵族、使节和知识阶层的通用语言。1883年，法国建立了法语联盟，以促进法国殖民地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法语教学活动。1910年，法国设立负责学术交流的“国家办公室”。同年，法国外交部又设立了一个单独的部门，称为“海外学校、法语基础局”，这个部门是负责法国各种文化外交活动协调工作的第一个政府机构，它所处的地位使其将法国政府的海外教育活动与对外政策联系了起来。现在的法国文化外交，已经形成了协调统一的管理体制——由法国外交部下设的文化事务管理总司负责;同时，注重法语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今天的“法语联盟”，也已经形成一个遍及全球的教学网络。

　　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是较晚启动文化外交活动的国家。建国之后，美国政府也曾积极支持传教士向世界各地传播施教，而直到1938年美国成立了国务院下属的“文化关系处”，才标志着政府正式介入对外文化关系事务。二战期间，为了配合战争的需要，有效地对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实施心理战，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负责对外新闻和文化活动的机构进行了重组合并，成立战时新闻处。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该法案为美国政府长期进行对外宣传和文化关系活动确立了法律基础。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对外宣传，于1953年正式成立美国新闻署——负责处理公共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随着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强大，美国新闻署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的最主要执行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外解释和宣传美国的政策、介绍和传播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并就外国公众对美国政策的反映向政府高层决策者提供咨询，目的是为了赢得外国公众舆论对美国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进而令其他国家政府能够接受美国的政策，以及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在20世纪，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无一例外地把文化因素作为其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考量，文化在美国对外决策中，往往起着明显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的重要邻国日本，1934年成立了文化关系协会，负责向国外传播日本文化。上世纪70年代，处于经济高速上升期的日本，首次提出了建设“文化国家”的发展理念，希望借助文化的力量实现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过渡。2005年，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期间，制定了一份国家文化外交纲领性文件——《文化交流的和平国家》报告书。这一文件起草历时半年，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约请日本一流的业界代表和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就如何强化日本文化国力、开展文化外交、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等进行研讨，最终提出了 “发信”(相当于“走出去”)“受容”(相当于“请进来”)以及“共生”(相当于“尊重和维护文化发展多样性”)的新理念。

　　在工作方向上，日本通过推进“动漫外交”来赢得世界青年的心，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培养各国精英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对日好感;通过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塑造日本良好的国际文化形象;通过部署旅游振兴战略，让世界感知日本。日本文化外交近年来所形成的特色和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目标方面所发挥的突出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兴趣，极大提升了其国家形象，促进了外界对日本的了解。